补泻刺法于《黄帝内经》中并未形成十分严整鲜明的理论体系，而更多的是对其理念的描述，赵京生从所刺之处的部位与脉象两方面对此概括。或有如“补方泻圆”之类内涵天圆地方动静阴阳的文化动因，而对补泻之法的形象说明。

纵观补泻法的发展，于早期周秦时，成形的补泻手法包括开阖补泻、迎随补泻、呼吸补泻等；至隋唐五代，则在《黄帝内经》基础上，进一步衍生、丰富出补泻刺法的各类运用方法，如留针时长，据四时与时日而用补用泻的方法等；而明代《金针赋》所发展出的补泻八法等，可视为补泻手法之丰富的重要标志。

补泻刺法发展到今天，于第9版统编《针灸学》教材中，对其原则描述如下：

“补虚泻实就是扶助正气，祛除邪气……‘虚’指正气不足，‘实’指邪气盛。虚则补，实则泻，属于正治法。”

而毫针补泻手法的种类，第9版《针灸学》教材中有捻转补泻、提插补泻、徐疾补泻、迎随补泻、呼吸补泻、开阖补泻、平补平泻、烧山火、透天凉等九种之多。

不难看出，自《黄帝内经》伊始，针刺补泻被演绎得说理性渐强，种类样式愈加丰富；且大多以“气”为认识、诠释的媒介，对于补泻的结果，有些甚至清晰确凿得令人难以置信。

但问题在于，补泻是对刺法而言，与临床关系最为密切。面对这类描述与认识，施术者或靠自身体悟，通晓其义，而以自己的体会运用于实践；或不明其义，仅一味刻板操作，而难解操作之缘由。然而能准确“体悟”者又有几人？懵懂地照本宣科又怎能保证手法尽达古人经验之初衷？

补泻，本是最密切关联实践的概念，这种玄化的情形，实在不利于对其思想的运用与发展。我们亟需以质朴的语言明了，针刺补泻究竟是在说什么。

补泻刺法起源于《黄帝内经》。通过集中梳理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《灵枢·官能》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》等三篇中有关补泻较为完整的论述，提出《黄帝内经》中补泻刺法的两个操作特点及其立意：

①（补泻刺法）是对应着病证的虚与实的外在表现特征而制定的；

②（补泻刺法）是基于对发病机理的朴素认识。

这两个特点中，后者是对古人思想的解释，而前者，才是直接关系临床运用的本质阐发，也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关键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补泻之本质实为：所谓补法，就是对于体质较虚、呈现衰弱征象的受术者，进行轻微徐缓的刺激；所谓泻法，就是对于体质偏盛、呈现亢进征象的受术者，进行强劲有力的刺激。

早在1954年的《新针灸学》中，朱琏就已提出：“如治疼痛、痉挛等症，说是‘实状’要‘泻’，给予镇静和缓解，这相当于我们用的抑制法；如治虚脱、麻痹等症，说是‘虚状’要‘补’，给予激发和解除过度抑制，这相当于我们用的兴奋法。”这一论述已较贴近可实用的补泻真谛，只可惜西方医学与中医思想维度有异，纯粹从抑制与兴奋的角度理解补泻难免失当。

总而言之，以朴素的语言所论之补泻，使其要义更贴近“用”的层面，更能体现出补泻的实际价值所在。而后出各类花样翻新的手法，实万变不离其宗，只要秉承着这种根本的顺势思想，补泻刺法的创意可以说是无穷的，但应认识到，这些华丽面纱所覆盖的都是同一张面孔。

补泻刺法所以会经历特别丰富的创新，并遭受了过度诠释与过度强调，其部分原因在于对“补”与“泻”二字的语言上的解读。所谓“补”，即补充之义；所谓“泻”，即卸除之义，二者都存在着某物相对某种容器的空间位移关系。在此文义的影响下，补泻刺法颇富神秘气息。那么，随针刺被纳入与放出的是什么呢？

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对补泻的论述如下：

“泻曰，必持内之，放而出之，排阳得针，邪气得泄。

补曰随之，随之意若妄之，若行若按，如蚊虻止，如留如还，去如弦绝，令左属右，其气故止，外门已闭，中气乃实。”

不难发现，隐约看去，补法最终要保守“气”，而泻法则要排出“气”。顺着这一思路，难怪后人常执著于对补泻中纳入与祛出气的追求，就算不解气为何物，也硬要拉拢些针刺中相关的反应来迎合气的概念，而难明补泻刺法的本意所在。渐渐地，既玄化了补泻刺法，也神化了气。

《灵枢》对补泻的这一描述，二分而论，一半是实践中真正应留意的“法”；另一半只是古人基于当时的认识，对此法所以有效的解释之“理”，与实践关联甚微。这种以气论理的现象，体现了《黄帝内经》时期的思想和语言特点，应认识到，古人并非在今日自然科学视野下用现代语言载述经验，他们的一切理解，都立足于那个气一元的世界。

因此，将补泻与对症称为两种并立的针刺之法实不为过，在古人最初始本义中，二者的地位关系不过如此。

古汉语的精炼，局限了表达，却释放了理解。这种特点成就了寥寥数语尽言天地道理的画面。在今天，宜认清这一特点，避免望文生义的玄化，跳出现代思维模式和语言习惯的樊笼。

从某种角度讲，古典经文是不能进行直接的现代翻译的。但不可翻译不等于不可破译，关键则在于区分观念论述与经验记述，进而辩证地解释不同性质的内容，避免过度诠释或以经解经的谬误。